真正的王牌分析師，既能潛心研究，參透市場精髓；又能一鳴驚人，屹立行業之巔。荊棘途中，能耐得住孤獨，執著前行；越過山丘，又看得清繁華，不忘初心。人在江湖，榮耀加身，功成身退，江湖上亦到處都是傳說。

曾經是天體物理學家的他，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臨�！笨缃�，探索瞬息萬變的金融世界。

華麗轉身11年，他率先研究中國資產負債表，最早預警中國衍生品問題，2016年特朗普勝選之后，他又敏銳地發現美國矛盾激化，首先提出“禍水東引”。

屢次被市場驗證的觀點背后，是王涵對模型建設的準確把握，和對金融、歷史、哲學的獨特領悟。

站在2019年的十字路口，中美大國博弈何去何從？全球經濟最危險的問題在哪里？中國人口危機影響有多大？褪去新財富光環后分析師的日常生態是什么？未來十年投研圈又將歷經怎樣的巨變？王涵給你答案。

金融界：眼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莫過于中美貿易摩擦，您怎么看？有沒有談崩的可能？

王涵：我覺得現在雙方談崩的概率非常低，因為美國本身也面臨著內部的一些矛盾，所以從川普整個內閣來講，現在肯定不會承受談崩的狀況。前段時間華爾街已經用市場投票了，中國也不太可能接受談崩的結果。所以我覺得雙方有可能會達成一個暫時相對較平和的共識，真正的問題是三月份之后，主要在于兩塊：第一就是特朗特普政府本身的反復，第二個是現在美國的整個精英階層，尤其是國會這個層面上，依然會逐漸的增加對于中國各方面的干擾。所以即使達成了這樣的協議，后期的不確定性我覺得還是會比較大。

那么在貿易層面上，現在美方比較關注的問題，主要在于知識產權。但我的理解，它所謂的在知識產權層面試圖想達到的目的，跟他美國對外說的可能不太一樣。對外的說法來講，他希望保證知識產權，不能以市場換技術。但是如果我們去看80年代美日的摩擦，美國當時是通過限制日本產品出口，導致日本企業把它最核心的部門設到美國去，實際上是從日本手中截取了大量的技術。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講，現在我們，包括華為的很多技術在全球都是領先的，有可能他打的主意不是說我們不能去剽竊他的東西，而在于他如何能夠獲得對我們這些高技術企業的控制權。比方說在中興的事件上，他最后的要求就是他派一個人，這個人基本上就是個太上皇，權力幾乎無限。我覺得從這個角度考慮，中美之間的這種博弈，明面上美方提出的東西，跟他實際上要的東西不太一樣。

金融界：美國經濟偏弱，美股現在估值又比較高，如果美股調整劇烈會對全球市場和中國的經濟帶來哪些影響？

王涵：會對發達經濟體的打擊非常大。從2014年之后，如果我們去看的話，美元和美股是一個同向上漲的過程。也就是說在那個階段，全球的投資人都覺得美國的股市很好，所以大家都去買了美股，這里面尤其是以低利率環境的歐洲為主。因此，如果美股跌下來，歐洲人會有巨大的損失。

對新興市場來講，在過去的幾年美股牛市里，實際上是一個資金被往外抽的過程，如果美股跌下來，初期會有情緒上的恐慌，但是后期新興市場被抽水的壓力會減弱。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整體新興市場是OK的，但是內部也會有分化，今年風險比較大的，除了去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之外，還會有像南非，像東歐的一些經濟體，因為他們整體對外的債務率比較高，所以如果全球的流動性恐慌，那他們會被沖擊。

但是對中國來講，我覺得這個沖擊叫短空，中多，長期不確定。短空的意思就是情緒上會有一起的帶動，中多的邏輯在于隨著美國經濟的偏弱，他愿意暫時達成一個貿易上的�；鸬母怕试谠黾�。但是長期的不確定在于美國整個市場問題積累的時間比較久，所以很有可能最終他的選擇會像1929年之后一樣，對外去轉嫁他內部的矛盾，這樣的話可能地緣政治的摩擦風險就會上升。

金融界：目前全球經濟是同步下行，您覺得全球經濟當前是處在什么周期，哪個階段？

王涵：從全球整個大周期來講，如果我們拉得時間長一點，現在會比較像1929年之前。實際上全球在二戰之后的整個經濟增長，一方面它的需求是來自于二戰把整個世界很多的東西摧毀了，所以帶來的需求是全球重建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二戰之后形成的冷戰的兩大集團，使得全球的市場被割裂。整個全球化推進的過程，是不斷的市場的統一，效率的提升，資源的流動變得更加的頻繁。但隨著全球化達到一個點，使得發達經濟體開始對全球化這件事情的現狀不滿，實際上意味著全球整個市場的這種一體化拉動需求的過程，開始碰到瓶頸。從這個角度來講，很多當前的問題跟1929年到1939年之間是有相似之處，因為那個時候也是全球性的市場一體化達到瓶頸的過程。

從中國本身的經濟周期來講，我覺得更像是一輪大的產業周期的尾聲、和孕育新的產業的周期的開始，這個過程會有點類似于從1998年到2002年期間。那一輪是我們以輕工業、國企為主的紡織業產能過剩，當前這輪是我們的基建和房地產相關鏈條上的這些行業，它的下游需求開始逐漸進入到一個中期的瓶頸，很多跟基建房地產投資相關的企業需要開始逐漸進入到一個重新再思考往那個方向去投產能的過程。另一方面科技類的企業本身在起來，如果我們能把融資的渠道打通，能夠讓這些企業的創新和發明快速的產業化，那就是一個新的周期的啟動，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新舊周期的交替期。

我們跟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區別就在于，我們雖然經濟總體量很大，但從人均的水平來講不高。也就是說發達經濟體它可能需要的是領頭雁，需要有自主的創新，而我們很多行業只需要去學習，只要把我們的水平提到跟發達經濟體現在的水平接近，就會帶來巨大的增長。你可以認為它是一輪大的朱格拉周期的尾聲和新一輪周期的啟動。如果從全球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是一個大的全球化周期接近尾聲之后，帶來的大家重新的一種思考。

金融界：針對美元上行與美債收益率上行，中國會有怎樣的政策應對？

王涵：關于美元的上行，如果我們去看2016年以后的情況，人民銀行的匯率政策主導方向性的變化，通常會在美元的大拐點上面有一定的滯后期，因為人行需要去觀察美元趨勢的確立，從這幾年中間價的定價就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F在來講，首先假設美元真的是上行——這是一個巨大的假設，我覺得中國會先以一種觀望的姿態看它的趨勢，如果這種趨勢確立，人民銀行會面臨著一個比較困難的狀態，如何去平衡國內的寬信用和境外的匯率上升的壓力，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從我自己的判斷來講，我認為今年美元向下走的概率會遠大于上升的概率。原因在于過去兩年其實是一個歐洲的資金去買美股，全球的資金也去買美股的這樣一個階段，所以美股美元同步上行。但如果今年出現美股比較大的動蕩，理論上去美國的錢會往外跑，這個會帶來美元的下行。這樣的話我覺得人民幣的壓力今年是會緩解的。

美債的收益率上行我覺得可能壓力也沒那么大，原因在于幾個，第一個是這輪美債從去年以來收益率的上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聯儲在拋售他手中的美債，這帶來的一個問題是說，如果聯儲拋債導致了美債收益率上升，那么全球的投資人收益率上升了以后，全球投資人是否會愿意沖進去買美債做“接盤俠”，這是不確定的。第二個是，雖然過去兩年美債收益率上升，但其實歐洲的收益率是偏低的，所以這兩者綜合之后對我們來講，外部的流動性還是偏寬松的，利率的壓力對我們的沖擊不會很大。

金融界：這輪經濟周期的寒冬會有多長？2019年會是最困難的一年嗎？

王涵：我覺得有可能2018年就是這輪周期里面最困難的一年。因為2018年我們面臨的是經濟需求的下滑疊加金融強監管，從現在來看，整個金融監管它的方向沒有變化，但是像去年那樣，那種因為有一些過度嚴格的監管政策，導致一部分正常的企業的經營受到沖擊，我覺得這個過程應該是過去了。但從另一方面來講，一些我們剛才講的基建房地產為下游需求的這些行業，它的產能過剩的問題并沒有解決，這些企業的退出可能不太會因為政策的轉變發生變化，所以未來行業和行業之間的分化，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分化會變得非常明顯。

從我們自己估算的情況來看，GDP增長的下行應該會維持到2020年的中期。我們可以這樣去討論這個問題，2009年的時候我們投放了4萬億，相當于GDP的13個百分點，投入到了刺激政策里面，所以在2009和2010年兩年的刺激政策起效果之后，從2011年到2014年我們花了四年時間去消化這部分的基數。這輪基建和房地產，我們從PPP和棚改貨幣化的數據來看，2016年、2017年政府大概投了托底規模有7萬億，差不多是GDP的9%。假設以上一輪的消化基數的速度來講，基本上這輪需要三年，就是2018、2019、2020。

金融界：最近大家在熱議出生人口銳減的問題，甚至人口危機，您怎么看？

王涵：我覺得人口從長周期來講，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人口政策肯定是要有一個調整，現在已經在調整了，但是人口政策的調整很難對未來的五年十年的經濟產生影響，短期之內我們最重要的不在于人口的數量，而是在于人口的質量。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中國最寶貴的財富在于，改革開放之后培養了超過一個億的大學生，這批人能從事高附加值的工作，也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工作，如果你不能在這個點上給他提供足夠好的職位的話，這批人才的資源就被浪費掉了。如果我們通過包括股權市場、包括鼓勵科技創新，讓他們去從事一些高附加值的行業，這對經濟的增長是有很大的好處的。

金融界：您認為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對經濟的提振作用如何？

王涵：首先我們要明確一件事情，減稅到底是減稅率還是減稅收總額，如果中國當前的稅收壓力很大，那么會出現減稅率的同時，稅收總額上升的情況，也就是經濟學上講的拉弗曲線效應。事實上，我們在2009年當時的汽車購置稅減免的政策里就看到了這樣的效果，這是第一；第二，現在政府要平衡的事情是，短期之內需要用減稅來緩解企業的壓力，但是長期來講，中國現在的整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保障的壓力非常大，以現有的數據去推測，如果按照去年27%的合法合規繳社保的比例，到2030年向整個社保體系每年投入的財政資金要超過8萬億。也就是說長期來看政府的錢又不夠，但是短期又要減稅，這樣引出的結論就是政府一定會去做一些能夠在減稅率的同時擴大稅基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整個社會保障體系里面的第三支柱——個人所得稅遞延型養老金賬戶，我覺得這類政策也會出。另外就是包括對于企業的減稅，如果我降一定的稅率能夠讓企業的整體需求起來，這樣的政策也會有。但是整體要出現一個大面積、全面性的減稅，概率還是比較小的，我傾向認為結構性的作用會更明顯，總量性的政策不太可能。

金融界：您做宏觀研究多少年了？

王涵：有11年了，我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進入這一行的。

金融界：您為什么會選擇做宏觀研究？

王涵：我的背景比較特殊，我原來是學天體物理的，我做的內容是去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做的引力波方面的工作。后來2008年回來的時候，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去大學當老師，一個是做金融。我覺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物理之后，發現自然科學的現狀限制了你能做多少事情。就比如說一個正確的公式被人發現了，那你的工作就沒有了意義，但是金融市場的特點是，它總是在變化，你是在跟這個市場本身博弈，而市場本身在前進。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比較有意思，也因為一些機緣巧合，當時有一些校友在相關的行業，后來我就進了這行。

金融界：您對宏觀研究的定義是什么？

王涵：宏觀研究有不同的人群，有人是做政策建議的，有人是做學術研究的，我們是屬于針對金融市場的，所以我們在每天的報告里面最主要要尋找的就是：什么是影響金融市場最主要的宏觀變量？也就是說我不需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它具體的框架，如何使它更完善，我需要知道的是當前我應該去研究什么問題，這個問題我從什么樣的角度能給市場方向性的指引，包括金融體系的指引，以及更好的建議。我覺得業界的宏觀研究應該是這樣一個角色。

金融界：您覺得做宏觀研究最需要具備的是什么？

王涵：常識。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去比較自然科學的研究和宏觀研究的差異，自然科學因為它每一步的推導都相對比較嚴密，像物理學討論的很多體系都是偏穩定的這種系統，穩定系統的特點是你能找到一個亙古不變的定律，來刻畫整個系統。金融體系更多的是一個復雜系統，在一個復雜系統里面如果你要去試圖找一個亙古不變的定律，把所有的因素都包含進來，你的代價就是這個模型在當前運行可能跟實際情況是符合的，但是在下一秒鐘它就不符合了，因為越大而全得模型越不穩定，所以模型和實際情況背離得非�？�。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其實是取舍，你如何把整個當前的經濟金融的形式，模糊化成為幾個比較少的關鍵變量，用更少的變量意味著你降低了對于整個系統預測的精確度，但是使得你的模型跟真實的情況基本吻合的時間會變長，所以這里面它是一個取舍的過程。換句話說，還是回到剛才我說的，我們需要去判斷的是什么是主要矛盾，對于所有的次要矛盾我們應該做減法，但是業界，比方說學術界里，他做的事情是我把模型變得越來越精確，我把沒有考慮的變量放進來。但是這樣的模型在實際的運用過程中，它跟真實世界的背離隨著變量數目的增加會越來越快。

金融界：做宏觀研究如何拓展自己的思維？

王涵：我傾向于認為做宏觀的人，或者說做經濟的人，需要把眼光拓到經濟之外，尤其是對于歷史、政治上的理解，比方說我們經濟學，大家都會去研究GDP，但實際上很多經濟學家都沒有明白，為什么我們要研究GDP，GDP是一個什么概念。換句話說，當你在比較兩個人的經濟實力的時候，一個人收入五萬塊，另外一個人收入三千塊，但是有三千塊的這個人它有八套房。經濟實力一定是后者更強，你從GDP來講，前者更多。換句話說，GDP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改變存量財富相互強弱的一個渠道，但并不是唯一的渠道。所以從這個角度回到我們一開始談的美日問題，美國和日本之間絕不是GDP的問題，而是日本的大量的知識產權流入了美國，這是存量的財富被人掠奪的過程。如果你從這樣一些相對的常識以及歷史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回過頭來看宏觀，為什么我們要研究一個問題就變得比較清楚了。

金融界：您的研究格言是什么？

王涵：什么情況下，我的模型會行不通？

因為金融市場它的主要矛盾在變化，尤其是我的模型建設的過程中，其實我是人為的忽略了很多的主要矛盾，所以導致你最大的風險不在于你對模型里面每個變量預測的準不準確，而是在于市場發生了變化，它下一秒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你上一秒模型中的變量。做市場的宏觀研究，最重要的是模型整體的調整，或者說風控，而不是對于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型不斷的說，我這個模型就是可行的。

金融界：您覺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王涵：金融市場做研究的人，總是會有一些因為自己看對或者做錯帶來的成就感。但是我自己的成就感更大程度上來自于我有一個很好的團隊，我們整個團隊的人，他們研究的理念和研究的方法、框架的建設，我認為在這個市場上是領先的。我經常跟我的領導講，我們團隊的很多人在其他研究所都是可以去做首席的，只是因為我是對外的形象，他們顯得市場知名度沒有那么高，但是從能力上講，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這個非常重要。所以我最大的成就感，是來自我的這個團隊。

金融界：您覺得十年以后您的職業會是什么？

王涵：首先我是比較喜歡做賣方的一個人，可能因為我自己做科研出身，我比較喜歡跟人家去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覺得可能十年之后我還是在做相關的一些研究。但是我希望十年之后我的工作跟現在相比，能夠更加系統化一些，我所說的系統化，就是我經常在團隊里面跟大家講，有些事情是應該人去做，有些事情是機器去做，但是這個市場現在有太多的事情是人去做了機器應該做的事情。所以也許未來的十年，Fintech和宏觀研究，包括金融市場研究之間的結合，會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有可能十年之后我每天做的事情，還是在做研究，但是我所用的工具都不太一樣。

金融界：您認為分析師行業未來會如何發展？

王涵：我覺得幾點，第一個去年行業的變化，也讓大家重新思考分析師到底每天是在做什么，我認為會有大量優秀的分析師沉淀下來，這些分析師的角色會從單純的推股票變成行業專家。像我們這個研究團隊，整個研究所有150多位分析師，可能抵得上一個省社科院的研究力量。但是此前大家可能過于忙于推票，過于忙于服務，沒有沉下心來去想長期對行業的自己的理解，當然我們這邊可能會好一點。我覺得未來好的分析師依然非常稀缺，他的定價也會非常高。但是有大量的這些拼服務的、刷報告的分析師會慢慢的沉寂下來，會有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

金融界：如果請您推薦一本書，或者一部電影，你會推薦哪個呢？

王涵：不同的階段喜歡看的書不太一樣，從我自己學習的專業出發，我建議大家看看《相對論》。市場上有很多人會把現象和本質的問題搞混，其實《相對論》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它討論的是你觀測到的現象和物理本質之間的區別，尤其是狹義相對論，它是一個偏哲學的東西。有一些科普類的版本我覺得還是挺好的，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前兩年講2008年金融危機有一部電影叫Margin call，我覺得那部電影還是非常真實的告訴大家整個金融行業具體在做什么，這里面有對金融行業的很多的批判，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真實的電影。

金融界：您現在最大的業余愛好是什么？

王涵：我業余愛好比較多，這兩年主要是寫書法，我愿意寫小楷，因為我覺得這個市場的人都比較浮躁，寫字的時候，是比較專注的在做一件事情，心能靜下來。

金融界：您一直堅持的人生信念是什么？

王涵：當沒有人能夠頂上去的時候，我必須頂上去，無論是從家庭的情況，還是從研究的情況來看，責任感還是很重要的，我們整個團隊都是這樣，沒有人能頂上去的時候，就會有人站出來，我覺得這樣大家會很開心。

金融界：17歲時您的夢想是什么？

王涵：那個時候想做物理學家，最后實現了，也寫了一些東西，我覺得整個思考的過程對我現在的研究還是有很大的幫助，我覺得物理是最接近數學的一種更多依賴于演繹的學科。所以你的邏輯要讓自己能說得通。我忽然想起入行的時候，我的一個同事說了一句話：你做一個研究，這個東西你得先說服自己，你可以去忽悠客戶，但是你忽悠自己就太不忍心了。我覺得那句話跟我整體的理念都非常契合，這就是為什么我覺得做這行特別有意思，我發表的很多東西我先得自己相信，我才會寫出去。也會有很多東西，我想想覺得不太靠譜，市場有的時候會有一些風，我覺得不太靠譜，就不去參與寫這個東西。

金融界：現在的理想是什么？

王涵：我希望市場里有更多人來接觸我的研究體系，能夠讓這個市場，在對問題的理解上往前進一步，這是我的一個理想。就像在五到十年之前，我剛入行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去談中國的資產負債表的問題，五六年之前很少有人會去談中國的衍生品問題，這些我都從一個相對框架性的方面去談了。包括2016年美國大選之后，我當時寫了全球的宏觀年報，美國要禍水東引，美國人一定會來搞我們的。因為特朗普上臺說明他的矛盾激化了，這個過程慢慢的被市場驗證了，在這個基礎之上，大家又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這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金融界：宏觀研究對您的世界觀有什么影響？

王涵：很多我們小時候政治書上談到的一些問題，看得是比較模糊的，因為世界上已經70年的和平了，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以為一個平和的世界是常態，但是當你去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之間的一些金融上的博弈的時候，你會發現實際上這個金融、經濟市場的“戰爭”一直存在。重新去思考西方的經濟學的書，為什么有一些東西他不講，有些東西他會寫，包括《華盛頓共識》為什么看起來是一個大家都覺得很普世的邏輯，但是你最后會發現這里面隱含的游戲的規則是對一方有利的。所以我說可能做了宏觀研究之后對這些問題的理解變得更加深刻。

金融界：分析師現在的忙碌程度是怎樣的？

王涵：我入行的時候，我老板面試我的一句話是一周能不能干一百個小時。

七天，一天是14個小時，如果你想周末休息兩天的話，那就每天只有4小時的睡眠。我覺得是這樣，分析師這個團隊是非常自律的團隊，市場上對分析師有正面負面的各種描述，但是整體我看到大量的分析師是非常自律的。我們以前的一個領導說過，整個分析師團隊，靠的是優秀人才的自律精神，所以大家依然是非常忙碌。

反而在一些評選取消之后，使得大家重新開始去思考我人生的價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們內部也有大的討論。最后大家得出一個結論，這是一個有大量優秀人才的市場，所以最終我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可能這個專業能力原來我們把它比較狹隘的體現為給買方的客戶提供好的投資建議，未來我們可以把這部分專業能力拓展到更大的地方�？偟膩碚f，分析師的忙碌程度并沒有下降，燒腦程度是上升了，因為大家會去思考一些原來你不思考的問題，想象上千號、極度勤奮和極度聰明的人，在思考整個行業的前景，我覺得迸發出來的能量是很強的。

金融界：您最驕傲的是什么？

王涵：我出身于一個軍人家庭，我父親是一個上過前線，打過仗負過傷的人。他給我的很多品質是我覺得我挺驕傲的，比方說在同樣的資源大家在爭奪的時候，我會更多的去換位思考。在團隊與個人之間，我可能會更關心我的團隊。我曾經跳過一次槽，從上一個公司離開到這個公司，不是因為上一個老板對我不好，而是因為那個老板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讓我看來對我團隊的成員不是特別公平�？赡芪冶容^驕傲的事情就是我沒有為自己謀過太多東西。

你剛才問我十年以后，我經常跟他們講，等我退休了他們還沒有退休，但是我去找大家喝個茶，大家還愿意出來跟我聚一聚，我覺得這個是人生。其實很多事情，收入多少萬，或者排名怎么樣，你拉長時間尺度以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積累的身邊這批人。

金融界：當下您最擔憂的事情是？

王涵：我覺得是整個世界，我們是處在一個七八十年都沒有出現過的狀況下，全球化遇到瓶頸，上一輪，如果從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去思考問題的話，全球是處在一種整個市場需求全局性不足的狀態，如果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當市場的需求不足的時候，你是需要出清個體的。我們知道在一個經濟體里面，你要出清的是公司，但是在一個世界里面，你需要出清的就是一個經濟體，即使是相對最平和的一次這種出清¬¬——出清的是日本，也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多年重大的沖擊，而上世紀這個時候，出清的過程就更加激烈了。我覺得現在全球各個經濟體之間能不能攜手去解決市場經濟的需求不足問題，而不是以鄰為壑，這個可能是我最擔心的一個問題。

金融界：您最感恩的是什么？

王涵：我每一步都碰到了在那個合適時間點幫助我的人。就像我入行的時候，招聘我的人是我的校友，帶我入行的是我的校友，在分析師和家庭之間需要去做平衡的時候，我太太做了很多的犧牲，因為她也是物理學博士，她為家庭做了很多的犧牲。在我進到興業的時候，領導們、同事們也是從帶我入門，從一個宏觀分析師轉變為一個金融市場的宏觀分析師的過程中，包括我整個團隊的建設，領導一直以無為而治的方式很寬容的給我一些空間。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整個團隊的人的理念都很一致，在合適的時間碰到合適的人，還是挺感恩的。

金融界：如果有很多空閑時間的話最想做什么？

王涵：我可能會去把我的代碼加強一下，迎接人腦和電腦之間的結合。其實我過去的一兩年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但是因為具體的事務性的事情，我沒有辦法全力的去做這些事情。因為我感覺，我們整個行業人做低效率，機器做高效率的事情上面，太多人選擇了用人力去做這件事情。如果我有幾個月的時間，我一定會把這方面去加強。

金融界：您最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王涵：一個大家都跟我在一起覺得蠻開心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氣場，每個人也都有壓力很大的時候，當你七八十歲的時候，你回想的就是，這個經歷是不是開心，我覺得這個很重要。這并不容易，但這是個成本效益的問題，如果你覺得這個獎勵對你來講是很有意義的那就可以。